说起“送砚”，苏轼似乎有着特别的情结。12岁时，苏轼在家里玩耍时偶得一枚异石，父亲苏洵鉴定，这是一枚“天砚”，苏轼遇见此砚是预示其将有文字大作为。苏轼因此“宝而用之”，并作《天石砚铭》。这种积极暗示教育法，在苏家很是流行。后来苏轼把这块珍视的砚台传给了儿子们，以为传承。

苏轼元祐还朝，全家回到京城，苏迈仍在德兴任上，苏辙奏上《乞兄子迈罢德兴尉状》后，苏迈才带着妻小回京与家人团聚。三代同堂，儿孙绕膝，家中有了难得的其乐融融。元祐元年（1086）八月，苏迈被任命为邻近京城的酸枣县尉。赴任之前，朋友赋诗相赠，满怀羡慕地说：“翩翩苏公子，一官不远游。侍养两得意，人生复何求。”表面上看起来，拥有了自己事业轨迹的苏迈似乎与之后父亲流转并无太多交集，但实际上，“长兄为父”是他回报父亲家族的另一种形式。随着苏轼命途瞬息万变，苏迈一方面要为一家老小的生活考虑，一方面又时时想努力与流落异乡的父亲早日会合，总是难以两全。

苏轼被贬至惠州，苏迈集合其余家人在阳羡（今宜兴）做后方大本营；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苏迈求职韶州仁化县知县成功，带着一家亲眷到惠州本以为可以团聚，没想到朝廷一道新规下令，谪官的亲属不得在谪地相邻地区做官，让计划破灭。紧接着，苏轼又接到通知继续被贬至儋州，骨肉分离似乎已是无解。此时叔父苏辙亦谪雷州，途经惠州，将家眷留在苏迈这里，有无相共。苏迈就这样扛起了二苏家族的大旗，在惠州一住四年。对于长子的担当，父亲认可欣慰：“某垂老再被严遣，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，既不失所外，何复挂心，实潇然此行也。”但多少心有愧疚，碍于现实也别无他法，只能通过微言大义来传递舐犊情深。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临行儋州之际，苏轼自画一幅背面小像，题上“元祐罪人”四字，送给迈儿留念。对于这位“天资朴鲁”的大儿子，苏轼不愿他再蹈自己覆辙，受仕宦牵绊，能够“慎言语，节饮食，晏寝早起，务安其形骸为善也”，做个“庸人”也是极好的。